傅颖先生是外交家，很会使用外交语言，但明白人都听得出来：中国对欧洲充满了抱怨。

国际经验表明这个阶段往往是矛盾和风险突出的阶段。由于美元主导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不稳定，尤其是美国单边地掌控了货币发行权，采取量化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当前全球经济变得极不稳定。

只有围绕人民币国际化进程坚持推进，人民币汇率的弹性和资本管制的放开才会使人民币国际化不偏离中国经济利益。量化宽松的影响主要有两点：一是美元进一步贬值，而石油是以美元计价的，大宗商品已经大幅上涨。五是体制变革的严重滞后。从城乡来看，1979年城乡收入差距2.53倍，1983年1.82倍，之后持续扩大，到2009年扩大到3.3倍。还有一些国家收入虽然在提高，但是始终难以缩小与高收入国家的鸿沟。

世界银行提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概念，基本上是指一个经济体从中等收入向高收入迈进的过程中，既不能重复又难以摆脱以往有低收入进入中等收入的发展模式，很容易出现经济增长的停滞和徘徊，人均国民收入难以突破一万美元。进入中等收入阶段，收入差距往往出现扩大的趋势。在中国大陆，有钱的负电子无法与缺钱的正电子相结合，这种被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一定会把中国经济的主体电死，这是必然的规律，只是放电时间早晚而已。

而到了2009年，突然银根收紧，只收钱不借钱，企业的投资步伐一下子刹不住车，结果只能跌落万丈悬崖。从税收上看，2010年个体私营企业完成税收总额1万1,173亿元，五年年均增速达22.2％，分别高于全国和国有企业2.0和12.7个百分点。其实国有银行的坏帐一定是高于民间借贷的坏帐的，它们可以通过政府拨款、全民买单的方式来填补这些漏洞，民众不会知道烂帐的具体数据。在可查较大的29家老板跑路企业中，有11家从事皮鞋皮革业，电器制造业5家，钢材及铜业4家，餐饮业2家，其余分别所属眼镜业和印刷业等，每一家涉及的资产都有上亿元。

从今年初开始，中国中小企业的生存环境日益艰难。民间资本最活跃的中国大陆温州，9月来不断出现暴力讨债、企业老板出走和自杀事件。

我们按抵押物的 7、8成提供贷款。客户如果不还钱，我们可以直接将其房子卖了，当初做公证就是这样的意思，风险自担，所以我们一般不会出什么事。直到21日早上，胡福林突然主动给胡明芬打电话，说由于投资规模过大、面过广，造成企业资金链断裂。今年银行又把对中小企业的贷款要求，从过去企业资本至少500万提高到1,200万，这样更多私企得不到银行贷款，就可能因资金链断裂而倒闭。

受压制的经济增长火车头私企是中国经济增长的火车头，大陆城镇70％的就业由私企提供，中国经济过去30年真正最重要的推动者是中国的私营企业和民营企业。经过几十年的国营企业改制，目前剩下的国营企业都是规模庞大、掌控经济命脉的大型企业，所以一般大陆媒体所称的中小企业，也就是私企。在政策性歧视私企的大环境中，国营企业占尽所有好处，但给国家的贡献却那么少，国资委还有脸来回顾。出借人明知借款人是为了进行非法活动而借款的，其借贷关系不予保护。

他还表示，这边也有跑路的老板，在他工厂旁边一家老板在上个月刚刚跑路。大陆私企面临的困境，主要还是政府的责任。

除了税收之外，一些乱收费、乱罚款的现象还很严重，上次当地工商分局罚款我们企业10万元，开了5万元的白条，上面盖了一个很模糊的财务专用章，不是他们单位的，这根本就是‘智能套现。这就是中国经济的全部问题。

不重视私企 印度将超过中国麻省理工学院副教授黄亚生是研究中国与印度龙象之争的知名学者，2003年他和哈佛大学商学院的印度裔教授韩太云（Tarun Khanna）在美国《外交政策》上发表了一篇醒目的文章《印度能超越中国吗？》引起世界关注。广东佛山一家民间抵押贷款公司的老板陈先生对《大纪元》表示，他们做小额贷款已做了两年。然而在中国，官方却不重视民营企业，甚至一直对私企带有制度性歧视。温州双屿一间鞋厂的老板吴先生也表示，市场比起去年差，人力成本、原材料成本上涨都压迫了利润，外单也并不好做，内部外部经济环境都不好，融资成本也在增加，生意现在越来越差，外销的欧元汇率在跌，也不合算。正常人类社会状态下都是这样的景象，不过在当今中国大陆，正负电子却因人为隔离所产生的高强电压而无法结合。两个月前，他告诉《大纪元》记者，除了税收高，原材料也涨价很多，进货成本提高了10％左右，除此之外，人工成本也提高了，工人工资已经涨到2,500至 3,500元人民币，去年才1,800至2,500元，上涨在30％左右。

有些企业贷了高利贷，想维持下来，后面就倒闭了，债也欠了一屁股。《清单》称，不包括一些小企业。

比如高房价的本质是政府利用土地向消费者征收高额的税，政府把自身承担的教育、医疗等民生问题，不加选择的推向市场等等，这是政府的错位。就像德国有其强大的中小企业作为经济的支柱一样，中国也有很多欣欣向荣、私有化程度很高的中小企业：迅猛发展的竹林资本主义。

各个政府部门还要搞各种培训，实际也是收些费用，企业是不得不交。近年来中国经济年增长率保持在两位数，并一举成为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有人把中国经济的活力含糊地归功于具有中国特色的资本主义，不过英国《经济学人》在2011年3月刊登的《竹林资本主义》一文中称：中国的活力在很大程度上不仅取决于自上而下的决策，还取决于自下而上的活动。有学者推算，大陆未上市私企的平均净资产回报率，比国营企业有限的4％高出至少10个百分点。在《中国经济缺什么》一书中，作者朱敏汇集20位主流经济学家和高层智囊对中国经济问题的分析和解读，指出中国存在政府定位分工上的错位，管理执行中的越位，对内保护上的缺位。银根紧缩的最大受害者当然是大陆私企的中小企业。

高利贷下的全民疯狂与企业借高利贷相对应的是，不顾风险而出钱贷出的高人（放高利贷者）。有消息说，高已请求政府成立清算小组。

在过去十多年间，大陆注册私企的数量以每年30％的速度增长。比温州更厉害的是内蒙古最重要的能源基地鄂尔多斯，几乎家家放贷。

随后的6月、7月，每月均有两位老板跑路。不过由于对形势判断过度乐观，战线拉得太长，投入也很大。

上次还有教育局的什么领导，来上课，上的课根本没用，现实根本不是那样的，又忽悠了老板2万元去了。不过最近一两年，中共打着保护中低收入者、保护私企员工利益的旗号，推行《劳动法》的最低工资制，工人工资集体协商制、裁员比例控制等，表面上缓和了社会矛盾，但无形中把本应政府做的事推给了企业，给私企经营者带来巨大压力。而作为对比，非公有经济产生了中国经济支出的三分之二。国企不改，一半的经济已陷入泥潭，私企不放，另一半的经济必将奄奄一息。

上海一间中小企业的高管陈女士接受《大纪元》记者采访时认为，目前中小企业的负担很重，这些负担让中小企业很难生存。据乐清当地媒体的报导，永久弹簧公司的欠帐中，社会上的欠帐约达5,000万元，其中约有 2,000多万元是高利贷。

外界估算其民间借贷规模在2,000亿元以上，且年利率普遍在60％以上，这些资金主要流入当地房地产市场。继9月20日温州最大眼镜企业信泰集团董事长胡福林出逃后，又有温州龙湾泰尔铜业、温州五洲轧钢厂和温州综艺鞋业老板于9月25日出逃。

但温州中小企业发展促进会会长周德文近日透露，在跑路重灾区温州龙湾区永强镇，仅8月份就发生了20多起跑路事件，其中涉及10亿元以上的老高（借了高利贷的人）跑了三人。揭老板说，像他们这样的企业基本上都这样，在东莞经营困难的最少30％，有些经营不下就倒闭了。